对于中国和俄罗斯而言，仅仅从外交谴责和经济层面制裁相关国家，并不具备政策的稳定性与延续性。
(四)政务处分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行为的处分 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逐步纳入法律规定的范围，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规则已经外部化为法律的规定。职务违法的公职人员如果是党员，必须实行党纪和政务处分同时处分，我国的公职人员80%以上是党员，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95%以上是党员，[5]因此，绝大多数职务违法公职人员都同时受到党纪和政务处分。
第一，《行政诉讼法》第13条规定的是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决定，它表明，凡符合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决定的行为均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的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决定，表明政务处分已成为法律概念，政务处分已经代替《公务员法》上的行政纪律处分，完成了纪律处分体制由分散向集中、由纪律责任向法律责任的转变，从而实现权力监督全覆盖的目标。[5]钟纪轩：《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载《求是》2018年第9期。因此，监察机关作出政务处分决定，除适用《监察法》外，还应当适用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纪律处分规定。监察对象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审决定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复核机关应当在两个月内作出复核决定。
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不再使用政纪一词，而是专章规定公务员应当遵守的纪律，但并没有明确是否为行政纪律。第一，行政纪律处分的依据主要是法律和行政法规，但对不同类别国家工作人员行政纪律处分适用的条件和种类并不相同。定位渠道方面，《海洋基本法》应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两种途径加以定位，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分工，其中应以后者发挥作用为主，前者提供总结辅助和方向把控。
因此，强调尊重国际法和维护地区和平责任，并不属于战略性示弱，而是软性地保护我国的核心利益，即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资源开发权益。具体而言，面对国内涉海法律问题时，顶层设计是对大方向与原则的考量，横向上应做到与不同的决策部门互通有无。作为一种谋略性、全局性和政治性的战略，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需要依靠大量的涉海法律学术研究人员的参与，以解决战略实现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法律关系问题。信息革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空间不断扩展，几乎涉及了全球主要海域和作战空间。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相结合，才能顺利完成对《海洋基本法》的定位。该法律后来与2002年出台的《加拿大海洋战略》共同为加拿大的海洋发展提供法律基础。
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和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始终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之内解决包括海洋问题在内的国际问题。国家战略的实现不应仅仅是一个国策或口号，《海洋基本法》的内容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具体需求，并对其走向进行把握。专属经济区内，军舰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公约也并未进行明确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中，一路所指代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基础，在新时期可为我国起到海洋权益保护和适当拓展的作用。
《海洋基本法》的两种定位渠道，虽然方向有所不同，但二者并不冲突对立。《海洋基本法》出台本身对于周边国家以及美国、日本这样的传统海洋强国而言是一种警觉和受到戒备的信号。我国主张，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不是一国的获利以另一国的牺牲为代价。随后又于2008、2013年补充了两期《海洋基本计划》，三者共同构成了一套与日本海洋战略相匹配的完整的海洋基本法。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内容需要与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军民融合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相契合和对接，为《海洋基本法》真正发挥功能落实方向。海洋产业和海上执法力量整合作为军民融合的重点领域，其协同创新机制的法律支持需要在《海洋基本法》的定位内容中有所体现。
共享与合作意愿的表达同我国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海洋领域争端解决模式相契合。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其定位契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内容，是对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也是特色化我国法律的体现。为此，定位上有必要释放和平崛起的信号。越南的海洋基本法直接强化了单方面的南海立场，有利于其自身的海洋权益。该法是为了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整治近海地带而制定的。该建构过程相对于顶层设计而言，是较缓慢的扩展过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在解决海洋资源、海域划界等问题时谋求的和平解决办法。
《海洋基本法》定位的有序化，需要大量涉海法律工作人员的差异化、多样化来进行信息反馈。四、结语 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
其次，《海洋基本法》的出台是形成涉海法律研究体系、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实现提供学术支持的必然要求。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并不是为了在海洋竞争中争霸，也不会压制其他国家的和平发展。
《海洋基本法》作为我国首部统领性的海洋法律，在定位上有必要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以形成维护我国南海权益的良好态势。海洋强国战略作为我国主动性的向海战略，必然引发涉海活动的增多和海洋意识的改变，这些活动又必然会产生和引起大量的需要法律调节的社会关系。
[1]其出台的直接原因，乃是中日在东海的春晓油气资源争端。[1]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日本的海洋战略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一个由收缩到扩张的过程，其海洋基本法呈现分阶段、综合匹配的特点。我国虽然在亚太地区是发展中大国，并呈现出经济发展平稳上升的态势，但是在地区争端中并不处于国际舆论上的优势地位。海洋环境的污染防治与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都需要各国秉持共享与合作的意愿。
在国际政治舞台，我国既是经济发展中的海陆复合大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承担着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责任。随着陆上资源能源的耗竭和空间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未来的安全隐患将主要来自海上。
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通过大量个体和多个局部部门对《海洋基本法》应如何定位本身的自发性认知，形成渐进式的理性建构。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向深远海拓展，实现了从水深300米到3000米的跨越。
(一)彰显海洋权益保护的法律主张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应服务于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为我国海权发展提供法律支持。虽然历史上海洋强国一直以扩张性、争夺性的海洋霸权国家面目出现，但是我国的新时代海洋战略和海洋强国之路明确表达了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内容，拒绝侵犯他国合法的海洋权益，摒弃以零和博弈为思路的竞争。
{3}海洋产业逐渐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重要的经济区块，初步形成了政、产、学、研、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政府引导基金转向了产业更前端的科技成果转化领域。(二)释放和平崛起的信号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首要的是维护我国的海洋利益，但对于邻国乃至亚太地区而言，相关国家对其出台所释放的信号会警觉与不安。从投入与产出之比来分析，相对于其他科学技术而言，海洋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具有高投资、高风险的特点。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符合世界海洋发展潮流，并且顺应了我国新时期海洋发展需求由大转强的趋势。
海军和海上执法力量作为我国面对海上安全威胁时进行防御的主要力量，承担着海上紧急状态下作战的责任。以南沙群岛为中心，其扩展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对我国未来的海洋生存和发展空间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这种定位不是单纯的涉海法律法规的整合与叠加，而是从顶层加强设计，内容上需要体现出与国家顶层海洋战略的匹配。【注释】 作者简介：史书丞(1991-)，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公法与海洋法研究。
《海洋基本法》的定位如果过于强硬地强调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而不释放和平信号，就不仅会增加周边国家的不安，还会在国际上有损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一定位渠道会随着构成因素的多样性而获得发展，进而使得《海洋基本法》的定位随之更加精准和具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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